《硬币》导演黄莉
黄莉，中国大陆独立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本科毕业，曾在央视做过4年纪录片导演。2015年电影频道《中国影响力》导演大赛十强。进入央视前，拥有房地产、国际交流等多个行业的跨界经验。现为自由职业，专注于故事片创作。曾拍摄《流浪的女人》、《硬币》、《迷失》等一系列女性叙事的电影短片，关注女性情感及命运，本期的专访对象就是《硬币》的导演黄莉。
九分钟：您是如何参与到九分钟电影锦标赛的？
黄莉：九分钟电影锦标赛创始人邱琦是我的好友，在第一届九分钟大赛的时候就叫我参加，但是第一届的时候因为在创始阶段，没什么人知道这个比赛，没有太多导演报名，邱琦很着急，想让我去凑数。他觉得我白给你机器，白给你钱，你还不愿意拍，很奇怪。但我当时不太确定这个比赛到底要搞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真正想拍的故事和剧本，我不想为了临时凑数而拍，要拍，就要认真！所以第一届我是一个观望的状态。第一届的作品展映出来以后，我心里有谱了，觉得这个事可以干，所以我参加了第二届。
九分钟：当初你们团队参加九分钟电影锦标赛，是以哪几部影片作为代表作被九分钟选中的？
黄莉：应该是有上交过两个我导演的剧情短片，都是电影学院上学时候的学生作业，一部是关于空间叙事的《胡同人家》，大概十几分钟；还有一部毕业作业，7分钟的《流浪的女人》，这部片子当时拿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奖，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的最佳多媒体短片奖，这个影像展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FIRST青年电影展”的前身，那是他们去西宁前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届，去西宁之后就改名叫“FIRST”了。这部短片是用佳能-5D2拍的，那时候用5D拍电影才刚刚开始，因为便宜，而且可以使用电影镜头，用最低的成本拍出电影感。我记得我们班毕业作业内部展映的时候，连摄影系的研究生来旁听，都来问我关于摄影和器材的问题，那是2010年。
九分钟：您当初为什么决定拍《硬币》这部影片？初衷／立意点是什么？
黄莉：《硬币》的编剧张慧慧是我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当初决定参加第二届九
分钟的时候，我就决定作为导演的身份参赛，召集班上另外3个同学作为剧本创意团队，想故事，出剧本。因为九分钟的第一道关是故事梗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的创意，一起去投，提高命中率。
后来慧慧的《硬币》故事梗概一出来，我们就惊艳了，觉得非常好！剧本的创意来自慧慧，用一个阿姨和孩子打电话的故事来建立一段“心理上的母子”关系。说实话，这样的故事我写不出来，因为慧慧当时已经做了妈妈，她的孩子当时大概也是4、5岁，她无意中看到她的孩子和另一个小孩两人坐在一起玩打电话的游戏获得了灵感。
因此，可以说这个故事的源泉和慧慧的母亲身份有关，来自于她对孩子的观察和作为母亲的情感体验。我的生活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我更能代入那个失去妈妈的孩子的角色，所以这个故事能够很深地打动我。故事的立意，可以用我们的故事简介来概括，“一张糖纸，一枚硬币，两人陌生女人的电话情缘。”
九分钟：请问《硬币》这部作品，整部影片是想表达无论是否生过孩子的女人都有不可衡量的母爱么？
黄莉：《硬币》中换硬币的阿姨因为不能生育而被丈夫离婚的人物设置是我后来加的，不是编剧慧慧提供的剧本里有的。原剧本里的阿姨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物，也没有不能生育被离婚这些前史，就是一个很好很有爱的阿姨，一开始她不知道小女孩拿各种不值钱的小东西来换硬币是要打电话给谁，有一点悬念。有故事，有悬念，但是没有人物性格。原剧本里是从小女孩的视角写的故事，关于孩子的描述细节很多，孩子的台词也很多，很生活化，但是节奏比较慢，更童话，儿童片的感觉。
在后来筹备讨论剧本的过程中，摄影师余力为加入。他提醒我，拍摄现场不能完全依赖一个4岁孩子的表现，孩子如果发脾气不拍了，全剧组几十号人就只能干等着。比赛设置只有三天的拍摄周期，我们不能把成败系于一个4岁的孩子身上，要加强阿姨的戏。从人物关系的设计上，孩子是触发关系建立的起点和故事的灵魂，但是成年人才是一个剧作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物，孩子的功能应该相对道具化。余力为的这些看法，没有否定原来的故事核，但他让我重新思考整个故事的格局。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想怎么加强阿姨的戏，然后才想到她的前史是因为不能生育，而被丈夫“抛弃”，因而变成一个骄傲而冷漠的女人。
九分钟：您在拍摄《硬币》之前与编剧沟通过吗？《硬币》是与编剧商议之后在修改了剧本的基础上拍摄的吗？
黄莉：剧本和导演团队最终入围后，进入筹备和实施阶段，后面的改编没有和编剧商议，慧慧也没有参与。因为改编的原因是在讨论实际拍摄问题的时候产生的，我一开始觉得慧慧提供的剧本已经很好了，那些孩子的台词和小细节也很可爱，但是余力为觉得不够好，我还跟他发生了争议，我说“这么好的剧本，你还觉得不够好？”他说，“你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而且他提出的孩子的拍摄风险，确实是我们必须在剧本阶段就解决的。慧慧本人是一个很善良很温暖的人，她写出来的人物也很善良很温暖。原剧本中孩子写得更饱满，而阿姨写得很模糊，除了善良，就是善良……我把阿姨的人物设定改完，加上了和前夫交锋的剧情。
当时因为想去谈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刘丹，我希望这个人物对她有足够吸引力，又花了一个晚上重写了阿姨的人物小传。后来刘丹接了这个角色，她说她觉得“故事一般，但是这个人物有点意思。”如果是原来的剧本，也许刘丹不会有兴趣来演。一个没有性格的角色，也用不了那么好的演员吧，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四个最佳女演员奖，包括东京亚洲短片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最佳女演员奖。
九分钟：整部影片是您的思维多一些，还是编剧的意见占主导？
黄莉：《硬币》是基于编剧提供的第一稿剧本创作出来的，没有编剧的原创剧本，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我尊重编剧是电影创作的源泉，剧本才是一剧之本。但是剧本出来后，进入拍摄筹备实施阶段，创作的话语权必须交给导演，这后面通常还会涉及到对剧本的修改，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修改的原因和方向。后面的修改，编剧都没有参与进来。
《硬币》的最终版本，我觉得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果，是一个团队的化学反应，缺少任何一个人的加入都不会是最终的结果。电影创作过程中，编剧最大，还是导演最大？还是制片人最大？这个问题，一个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说了，电影最大！只要是为了电影更好而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艺术没有标准，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只是创作者审美和价值观的最终呈现，我相信我后来做的所有对于剧本的改编，都是加分的。对于《硬币》来说，编剧织好了一块锦，我们在上面添花，谁的意见占主导，已经不重要了。
九分钟：在与编剧洽谈影片和拍摄期间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黄莉：进入筹备阶段后，其他人对最初剧本提出的一些不满和批评意见，我没有转达给编剧。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负面信息传达给她，我承担了后面所有的改编压力，把剧本改成最后的版本。慧慧在第一次看到初剪的时候，她有点蒙，她觉得这不是她的故事。我和她解释了改编的原因，她最初的核心创意都在。我想可能一开始她接受不了也正常。但是最后编剧署名只署了她，我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署进去，觉得没必要去占这个编剧署名。
还有前期筹备和拍摄现场过程中，摄影师余力为和演员刘丹都在给这个故事和人物增加一些细节，很多电影中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编剧提供的剧本里没有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进编剧署名里，最后《硬币》拿九分钟最佳编剧奖，慧慧很高兴地去领奖了。
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果，谁的功劳都不能抹杀。谁如果觉得自己牛到不需要团队，全是自己的功劳，或者因为自己的才华就轻视别人，贬低别人，那是做不了电影的。我尊重大家的智慧，但是最后的决策权在于导演！我觉得《硬币》的成功，基于编剧最初的剧本创意，但是后来每一个人的加入和加分都在让它变得更丰富，让这九分钟可以承载更多东西！
九分钟：在九分钟电影锦标赛拍摄《硬币》期间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黄莉：刘丹的表演和余力为的光影，还有5岁小演员梁凯馨的表现。先说刘丹吧，她的表演太松弛了，她完全就是那个人物，她身上有特别冷特别尖锐的气质，但她又可以很温暖、很癫狂。她在现场演戏的时候，因为是海港马路边的一个小卖部，很多路人围观，可能象山石浦那个小镇，很难看到这样的现场表演，这是要去国家话剧院才能看到的啊！我在现场看到她的表演都觉得很享受，真的觉得找她来，对了！
我是在一部独立电影《夜车》里看到刘丹的表演，被她折服的，那是刁亦男在《白日焰火》之前导演的一部电影，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刘丹也因为《夜车》拿到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影后。我觉得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被埋没的好演员，这样的好演员都需要一个真正有艺术追求的经纪人或经纪公司来帮她们运作，单靠自己很难进入一个更大的市场和认知度。
余力为，他已经是有国际知名度的摄影师和导演，合作过的都是贾樟柯、许鞍华、王家卫、娄烨这样的大导演。我们当时正好赶上他的一个大电影延期了，他有时间空出来，也愿意来帮忙参与一下。就那么小的一个小卖部，他能找出那么多隐藏的灯位，一面墙上被他掏出一个洞来打灯，我仔细看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本来就有个洞、很隐秘。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画面里，人物的轮廓都是有灯光雕琢的。晚上的游乐场的戏，场地原本是黑漆漆一片，全靠灯光营造氛围和制造景深效果。
当然余力为后来也跟我生气，因为小女孩半夜从家里跑出来那场戏，他花了很多心思，选景的时候就特意找了一条造型感很强的巷子，为了带点密度，还特意调了拍摄计划，他和灯光师废了很多心思把小女孩家门口那条巷子打出远近的层次感。可是我最后剪辑的时候，考虑到剧情需要，这个地方适合用小女孩的脚步特写，营造神秘感，不适合用全景，一旦用全景，神秘感就消失了。他当初看到初剪，那些能看到他打灯用心良苦的全景镜头全消失了，他很生气。可我没办法，做导演，只考虑电影的最终成果，总要牺牲一些东西，所以做导演很容易得罪人的，怕得罪人就别做导演。当然我在心里很感激他们，用他们几十年的专业经验来参与这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片子，但是这种感激说不出口，也不需要说吧，我们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了。
另外，5岁的小演员梁凯馨，也是一个惊喜。我们当时在北京看一场肚皮舞演出，她坐在我们前排，是来参加表演的。我的一个朋友说，这女孩不就是你要找的那种小姑娘吗？我们在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把她拉到走廊上试镜，让她妈妈假装生气，走掉，不要她了，手机对着她拍，她眼巴巴地看着妈妈走了，撅着嘴，眼里含着泪，但就是忍着不流出来。这一个小细节，基本上就定了她。因为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哭得稀里哗啦。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明明眼里含着泪，但就是不流出来的这种感觉，一个5岁就已经被生活训练成隐忍性格的女孩。当然后来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和她妈妈说确定要她演，还给了她一层考验。
当时，离开机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和她妈妈说，让她回去背台词，一个星期后考她，如果能背下来就定她，背不下来就换别人。因为当时编剧提供的剧本小孩的台词特别多，我很担心她拿不下来。后来她把台词背到滚瓜烂熟，可我们为了减少小孩的拍摄难度，把台词删到了最少。直到拍摄现场，她嘴里跑出来一长溜以前的台词，我都惊呆了。我跟她说，我们改台词了，现在只需要说最简单的那句就可以了。剧本中的角色也因为选了梁凯馨来演，把角色名字改成了馨馨，我希望在拍摄现场叫馨馨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就是叫她，而不需要她刻意去演别人。
所以，我觉得开机前，剧本最重要；开机后，演员和摄影最重要。这3个保住了，基本就成了。但是一部电影的成败，实际上开机前就已经决定了，因为大局已定，后面所做的就只是完成。
九分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导演这个行业的？现在还在从事导演这个行业么？
黄莉：我从05年进中央台体育频道做纪录片，算是开始学习成为导演吧。05年以前做别的行业，算是改行过来的。10年离开中央台成为自由职业，我并不认为我一直在从事导演这个行业，因为我这几年都不靠这个养活自己，严格来说，我还不是一个职业导演。
我这几年卖了我在北京的房子，基本靠吃房子活着，一边也在准备我的院线电影，主要是在开发剧本。今年签了一个合同，我的一个原创项目《黑暗中的足球》，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投资方，顺利的话今年开机。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05年参与拍摄的一个盲人足球题材的纪录片，从11年开始动手写剧本，前后拿过两个剧本奖，现在剧本改到了第4稿，到现在也有6年了，我觉得现在时机成熟了，市场和我都成熟了！
也许从这部片子以后，我会成为一个职业导演吧。我没有把成为职业导演当成一个目标，我只是想做好电影，做我内心最有冲动的电影，而不是靠导演这个头衔混饭吃。我也不需要靠导演这个身份证明自己的价值或社会地位。我只是在考虑，什么是让我的内心最有冲动的，这个冲动用电影表达出来，它的社会价值是什么？我要怎么表达，才能引起最大的受众关注和共鸣？这个冲动是否强大到让我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去做一个没有任何人给你钱给你承诺的事情？这个冲动是否强大到能推动我克服重重困难，去写出剧本，去说服制片人、投资人、演员，去给一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讲一遍、十遍、几十遍、上百遍，去让他们动用各种资源，掏几千万拍出来？
这不是一般职业导演的干法，如果仅仅把导演当成一个职业，我这几年已经拒绝了好几部院线电影导演的机会，如果用经济成本算的话，我拒绝的导演费至少也有一百多万了。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职业导演，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我和“电影”这两个字之间的关系，我很庆幸，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系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使命感”！我觉得我独特的人生经历赋予我对社会和人性的独特观察力和感受力，这让我获得一种独特的“使命感”，一种用电影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使命感”，一种带有导演个人人格特质的内在驱动力和声音！这个“使命感”远远大于“导演”这个头衔或职业本身！
九分钟： 您觉得九分钟电影锦标赛，对于青年导演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都是哪几个方面呢？
黄莉：最实质上的帮助就是出作品吧，因为一个导演在进入电影市场之前，需要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个好的短片作品，足以让资方看到你的导演能力：讲故事的能力、影像控制能力、表演控制能力、团队控制能力，你的思想、价值观等等。很多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学生有很多拍广告的机会，那些东西可以让你赚钱，但很难被当成作品。真正的作品应该是自由创作，体现创作者意志的。广告体现的是广告商意志，所以是广告商的作品，不是导演作品。
还有就是九分钟这个剧本的选拔机制，真的能找到好剧本。我们参加的第二届，据说有一千多个故事梗概。我们能从一千多个故事创意中，最后拿到最佳编剧奖，我觉得是编剧的功劳，当然也有我们整个拍摄团队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九分钟这个平台和剧本选拔机制，就没有《硬币》。
九分钟：你觉得九分钟电影锦标赛体系中，哪一个制度对于电影人的职业塑造是比较有用、有帮助的？
黄莉：给予电影人充分的创作自由度。的确，九分钟的经费确实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电影人的制片意识。但是如果经费和创作的自由度，必须限制一个，我情愿被限制的是经费，而不是表达的自由。
九分钟. 对第八届九分钟锦标赛有什么要说的么？
黄莉：能做到第八届不容易，希望比赛顺利，挖掘更多人才。希望这个比赛不止于公益，不只是为产业输血，而是能自己造血，实现产业化和盈利的良性循环。
九分钟. 您对扶持青年电影人的方法和建议有哪些？
黄莉：我觉得不要用“扶持”这个词，应该用“挖掘”。“扶持”会把对方弱化矮化，没有哪个有才华的人喜欢被矮化，应该用掘宝的心态做这个比赛。电影产业这么需要新导演、新编剧、新制片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供应根本跟不上中国电影产量的增长，才会有那么多烂片出来。作为一个挖掘电影人才的大赛，应该多想想怎么和电影产业结合，就是一个掘到宝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怎么把它产业化的问题！
作为年轻人，比那些资深的老导演更能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但是年轻导演要获得资本的信任，会比已经成名的老导演们有更多阻力，除了技艺上的成熟，还需要人格上的成熟！这两样都非一日之功！但愿大家一边磨练技艺，一边修炼自己的心性，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九分钟. 您对电影大环境的看法以及您对中国电影的看法？
黄莉：现在大环境很好啊，市场在呼唤新导演的出现，一方面中国市场上涌现出很多很棒的新导演，成为电影行业主流；另一方面进口大片水准下降，观众对视觉轰炸类大片审美疲劳。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观众呼唤更能触动他们心灵的电影出现。我们是离中国观众最近的，当然也离他们的心灵最近，我们理所应当该拿出最打动中国观众的电影。而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能打动中国人的，也一定能打动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