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人物才是导演带给观众的最好礼物

丁正专访

九分钟电影导演、监制、副总裁

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国际贸易，这个专业不是我自己选的，是我爸给我填的志愿，因为他觉得从事艺术创作是不靠谱的，前途未卜，他并不看好我的艺术天赋。我在大学没花多少心思在专业课上，学校里边有话剧社这样的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零零年的时候DV在国内刚刚兴起，有这样一个东西可以拍片子，跟话剧不一样，那时候对短片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在十分钟以内怎样去讲一个故事，当时对短片充满了一种未知感。那时做长片的精力和财力都是达不到的，于是就和校友同学一起开始做短片。

大学的时候拍了两三条短片，一直觉得这样拍也不行，还是需要专业的学习，大学读到三年级就退学了，去了巴黎学电影。最初也不是想去巴黎，想去美国，因为就我的本性来说，我不是那么偏爱文艺电影或作者电影，我喜欢的也是大多数观众都喜闻乐见的好莱坞大片，让我对电影产生兴趣的几部片子（我的启蒙片）是《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片子，而不是那种特别文艺的欧洲电影。但是那时正好碰上911事件，最后转到法国去了。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影视剧感染的人，小的时候看了科幻电影就想当天文学家，看过一个讲外科医生的日剧叫《回首又见她》，看完之后就想去图书馆借阅相关的书籍想做医生。来来回回之后发现，可能不用去选择那么多的人生方式，拍片子就行了，想体验哪种人物的生活就去拍哪种题材的片子，这也是做电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导演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可以用合理的画面语言去讲故事，靠画面就能讲清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可以抛开声音、解说、画外音，单看画面能看大致懂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导演用画面讲故事的能力。另外就是尽量的开放自己，不排斥任何类型的尝试。 各种类型的片子我都愿意去尝试，不管是青春的、爱情的、恐怖的、悬疑的、科幻的，不同的类型都可以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只要能打动人都可以去做。但是从内心来说还是想拍科幻类的东西。

我除了电影还爱好天文，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志向是学天文，也是因此对科幻类型的电影比较着迷。我觉得自己怎么着一定得有一部这种题材的片子，这会使我有一种满足感。剧本正在创作当中，我理想中是把科幻电影做成系列片，有一个或一组固定的人物，这个系列每个片子的故事之间不一定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人物是有关系的，类似《星球大战》这种的，可以一部一部往下做。在第一个片子里先树立好一个主要的人物形象和一组人物形象，一个有趣的故事，来支撑这90分钟。这个故事还是植根在最民间最草根的环境里边，它的整个世界观，整个架构看不出一点科幻感，但是其实是隐藏在底下或者背后。甚至故事不是发生在未来，时间可能设定在90年代，故事会跟我们当下挂钩，我们觉得科幻的世界是未来的，几十年前的人想象的未来就是现在，现在是过去的未来。

从法国学完电影回到国内，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了一些电视剧类型的纪录片，被央视那边看到了，他们觉得这些片子还可以。《舌尖1》的反响也挺好，当时他们找到我，我就觉得这应该会是一段蛮有意思的经历，就去了。当时已经从上海电视台出来了，全身心的来做这个事。从选题策划会到拍摄再到交片播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其中实拍是差不多一年左右，整个周期很长。但是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因为在中国最顶级的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指导下做事情学到了很多，之后再拍这种类型的片子就很容易上手了。

拍《舌尖2》，体力上的消耗是很大的，是我做片子做到现在花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拍摄环境也很苦，农村、山里、野外，背着器材爬山就精疲力竭了。记得去大理苍山拍那些采菌人，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开始爬山，他们是爬惯了，背着背篓蹭蹭蹭就爬到前面去了，我们在后边怎么撵也撵不上，爬到我们要拍摄的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拍完下山已过傍晚，这次的体力消耗挺大。不过也挺刺激，累是一回事，但是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拍片是很带劲的一件事，你可以因为拍不同的片子接触到不同的世界，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去到一些你平时不会去到的地方，这是除了做片以为外很有收获的事情。

有人说《舌尖2》没有《舌尖1》好看，大多数是那些吃货吐槽说《舌尖2》的美食部分少于《舌尖1》。确实是这样，但事实上，从我们整个片子做完，包括在与总导演陈晓卿的工作交流中，他也说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舌尖上的中国》是《舌尖2》这个样子。《舌尖》还是希望通过美食这个窗口去看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方式，这是重点。“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围绕着吃而展开的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食物的故事，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拍完舌尖就来到九分钟，在九分钟拍了三部片子，《面朝大海》、《三公里》、《杀手阿荣》。我一直相信一句话，说拍电影就好像端一碗满满的水走路，走几步洒一点，走几步洒一点，当到达终点时看看碗里的水还能剩下多少，这就是你的成绩。如果让我给自己的片子打一下分儿的话，《面朝大海》60分，《三公里》75分，《杀手阿荣》70分。《三公里》做得更完整一些，在做展映的时候，照观众的情绪反应来看是反响最好的一部。它的题材比较平易近人，故事也设置了一些有趣的点。现在再看《面朝大海》，感觉有点矫情，当时我刚满30，去讲中年人的故事，还是感觉自己的经历、阅历有些欠缺。

《杀手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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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中的中年人，我们身边都有，我们的父母亲，包括亲戚朋友。他们生活中的坎坷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能够看到的。在中国，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人表达情感是非常含蓄的，这一点含蓄是恰恰能够打动人的地方，情感存在于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会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我自有父亲早过世的经历，所以片子中中年丈夫过世对妻子带来的这种打击也好、情绪的压抑也好，还是可以理解和想象得到的。

《三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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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里》中这个送快递的小伙子，选中他挺偶然的，《三公里》中有改装自行车的情节，还有自行车比赛，需要去找专业的车队。在常州找到一个自行车俱乐部，有一个小伙子很会玩自行车，还会改装车，当时就把剧本的想法跟他说了，问他有没有可能把凤凰的老自行车改成赛车的样子，他就答应了。在之后聊拍摄想法的时候，正好另外一个车友的同学（就是现在片子中的男主角），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演小品什么的，当时听到我们要拍这样一个片子，就主动找到我，还给我看了他的表演视频。就觉得这个小伙儿挺有表演欲的，也挺放得开，形象气质也符合我的人物设定。心里虽然不是完全有底，但感觉还差不多。他平时是不玩自行车的，我跟他说如果你要是想演这个角色的话就要去练（自行车），加入这个俱乐部一起去骑车，还要多注意身边快递员的生活的方式。然后他也很用心的去体验生活了。拍摄中，他在镜头前表现非常自然，基本上我想要的感觉他都做到了，而且不会太过分或欠缺，对这个角色我挺满意的。

职业演员有他的优势，他能在短时间内理解角色，可以更多的发挥他的经验值去塑造这个人物。非职业演员或者说普通人，如果找对了的话，其实不用告诉他怎么去演，而只是告诉他怎么去做就可以了，让他去体会在平时的生活中如果遭遇这些事情时的心情，并不用讲太深关于剧情的东西。演员选好了，片子就成功了一半。我觉得演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观众在看片子的时候看不到导演，看不到编剧，他们看到的就是演员。好莱坞明星这么受爱戴，就是看到了演员对影片的重要性。

每年九分钟电影拍摄时，如果遇到不靠谱的团队，临时走掉的话，监制必须顶上去，这是九分钟的惯例。2012年第三届，那年我是监制，因为拍摄《杀手阿荣》的那个团队中途走掉，设备人员都闲置了，也不能浪费，只能自己拍了。

【当时何恺、郑略恩和我组成青年电影阵线创作团队，一起反复讨论人物的设定、剧情的走向、情节的设置，多次推翻重来。我们深夜在宿舍的楼顶上、象山的夜空繁星下长谈，过程其实煞是煎熬。当想法卡壳时，大家都沉默冥想，只听得蛙叫虫鸣相伴；当提出一个好想法时我们又舒展开来，互相点烟庆贺，恨不得把酒庆祝，只可惜半夜里的小卖部早已闭门打烊。就这样磨了三天改出了一个全新的《杀手阿荣》剧本，虽以悲剧结尾，但是都把我们自己感动到了。】

——摘自丁正导演手记

团队的搭建还是要找合作默契的人，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各个岗位上的人都有发言的理由和权力，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必须要说话才行，但是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并不是在一个宏观的角度，这个时候就需要导演去选择，导演就是一个指挥官，不但要耐心去听每个人的声音，去采纳合理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还要有主心骨，不能随波逐流。比如说，ABC三个方案摆在面前时，一旦选定了A方案，接下来所以的事情就要以A的方向来做，而且选A的前提是它跟整个片子的主题、脉络都是一致的才行。当然导演也必须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在现场，一些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导演为什么要这样拍，甚至拍完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片子将会是什么样，只有导演自己心里清楚。导演对整个片子宏观的把控就在于能够考虑到一个地方的调整会对大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导演应该有自己的坚持，这种坚持可能会成为这个片子或这个导演的艺术风格。

青年电影阵线是我见过的最懂得团队合作的，每个人都牢牢把控好自己手上的职务工作。每个人都充分保证其他人的工作空间，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以余力继续协助别人。电影就该是这样的团队创作，绝不是一个导演的独角戏，剧组里每个工作人员都在为这个片子添砖加瓦，它不属于某个人，它属于每一个人。正如谭盾所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一。

我对导演痕迹太重的片子不是很感冒，包括自己拍片子也是这样，我觉得一部好电影让人看完之后是沉浸在故事里边，被人物的命运所触动，记住的是故事和人物。而导演是谁并不重要，导演痕迹越弱越好。我特别反感一些年轻导演去拍一些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他的主题可能是很隐晦的，过分去表达一种自己的情绪、情感、忧伤和惆怅，对普通的观众来说是没有共鸣的，而是导演自己的一种宣泄，一种自娱自乐的表达。

我始终希望导演表达的形式尽可能的隐含在这个故事、人物本身应该有的气质里边，看贾樟柯的电影就觉得他个人化的表达太强了，《山河故人》是耐着性子看完的。其实，好莱坞电影也不都是大片，也有很多的文艺片，但是它还是老老实实在讲故事，并不是在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一个片子讲好一件事情，一种情绪，一种情感就够了。

九分钟电影锦标赛的监制体系，并不是说要限制导演的创作，而是当这些年轻的导演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时我们会要求他们去完善、去改善，除非说这个导演本身已经特别成熟了，他自己拥有驾驭整个拍摄过程的能力，能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年轻导演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们之前拍的的片子（参评影片）为什么看上去还可以，是因为那并不是短时间内拍出来的，有可能是拍拍停停，中间可能有修整，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磨出来的，不像九分钟电影这样集中几天精力做出来的片子，在高强度的拍摄环境下很多人是力不从心的，所以会有一些导演拍一半撂挑子坚持不下去走掉的。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做片子以及最后片子的完成度有多高，这些都是很难讲的。九分钟既然投了钱出去，当然也不希望这钱打水漂了。我们首先认可了这个剧本，就是说这个本子可以出一个不管是说及格也好、中等也好、良好也好这样的还不错的片子，但是如果由着导演的性子，让他们自己玩，一旦他们玩的不行了、不爽了就不玩了的话，这对九分钟来说这是一种浪费，所以必须要有监制去控制。对于够成熟的导演来说，其实监制也不会管太多。

导演的想法是不是可能实现，是不是在这个条件下能够实现，他自己不一定完全清楚。年轻导演将来一定会不断地面对甲方，面对投资方，其实中间存在一种契约精神，永远不可能有完全自由创作的状态，除非是自己花钱自己玩。就像拍商业片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只是这个镣铐有的时候重，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勒的紧，有的时候勒的松，放弃和妥协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需要慢慢习惯。

我参加了第一届的九分钟电影的拍摄，拍摄完了之后跟邱琦（九分钟电影锦标赛创始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关系处的挺好，整个合作也比较愉快，同时也觉得九分钟确实是可以帮到年轻的青年电影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在大学的时候，拍自己的DV短片，都是省了零花钱攒下来的，质量还很粗糙，在九分钟组建一个相对专业的团队，感觉提升了很多。

九分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年轻人去做一个像模像样的电影短片，九分钟提供的设备是专业级别的，很多年轻导演平时不一定有机会用艾丽莎拍片。这个比赛从2010年开始，坚持这么多年确实挺难的，盈利也不高，每年持平就算不错了。之所以还要继续做是因为我们的初心是希望看到中国的青年电影人可以一步步成长起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也不是几个导演的事情，九分钟要坚持下去，一直坚持下去。

希望未来公司（青年梦想电影城）能够正规走上电影制片公司的道路，最理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出产长片电影。当然九分钟还要继续做，它是一个独特的公益性质的事情，始终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个活动，它代表了公司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力量，是必须要坚守的。然后之外还要去做长片、院线电影、发行这些方面，最终走上正规的电影制片公司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