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眼前人”，这五个字真是越长大越明白

Oneline Studio 团队专访

本届九分钟电影拍摄《101次奔跑》

被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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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陈一线

在我自己的创作经历中，刚开始的时候总会拍些爱情啊，等待啊之类的片子，拍完之后就觉得拍出来的东西特别虚无。我大二的那年拍了一部片子叫《雕刻时光》，之后把片子拿到电影院卖门票，在那里放映，然后被（观众）骂的很惨，从那个时候开始该受的挫折我基本上已经先提前感受过了。然后我就开始反思，从《川剧往事》开始，就开始转向了现实主义风格影片的创作。

拍纪录片，我拍的题材太沉重了。一个叫《边城》，2013年过年，大概是三十天，我带着我的团队和我们长沙火车站的流浪者同吃同住在一起去记录这些流浪者的生活，可能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深入社会，那次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大三的时候我一直反思自己的片子，那个时候有个导演叫基耶夫洛夫斯基，我当时刚好看到这个导演的自传，才知道原来他是拍纪录片出身的，后来他在自传里就写到自己在大学读波兰电影学院的时候，他对人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就是他会特别好奇路口走过的那个老奶奶，她要走多少步才能回家呢，她回家会干什么呢，她老公呢，儿子呢，对人有这么一种好奇，真正的电影，拼到后面是对人的理解。我当时发现我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够，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纪实摄影，拍很多老街，就像南翔老街。

后来我回到长沙，到那个长沙火车站，本来准备拍春运的纪实摄影，但是看到这么一群人（流浪者），我过去跟他们聊天，我问他们是不是坐火车，他们说不是，他们今年在这个地方过年，我当时就傻了，怎么会有人过年不回家，而且在火车站，首先我很震惊，而且很好奇他们在火车站过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很多流浪者，就是游民嘛，徐童老师有个《游民三部曲》，这些游民一开始给我讲的一些故事让我特别感动，以前大家对流浪者的印象，可能是停留在一个方面，就是露宿街头，在垃圾桶里捡瓶子，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跟我探讨他们的性生活，或者他们是怎么和救助站，和政府部门周旋、讨钱。一开始听到他们的故事让我挺感动，但后来这故事证实很多是谎言。

《边城》这部片，其实我的情绪完全在我的摄影机里面体现出来了，我对他们的同情，我对他们的愤怒，有时候发现他们骗钱，我也会心里特别气，觉得我一定要把他们丑陋的面孔记录下来。我父亲是做社会学研究的，他就跟我聊天，疏解我，让我把心胸放宽，其实我跟我父亲沟通也特别少，拍流浪者的这次是这么几年来最深的一次沟通了。然后我基本上没怎么和他讲话，后来也到外地读书去了，所以我还挺感动的，我小时候一直特别崇拜父亲，而且，特别希望就是……我总说，我们是用摄影机写作的人，所以我希望用摄影机承担起我父亲的那种社会责任感。

第二年又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医院里的中国》，这部片子很多视频网站都找我要，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出于保护我的主人公，我就没有选择公开它，只有在西南地区和北京做了一些放映。这部片子对我们的触动特别大，所以又一次颠覆了我的电影观。2014年的春节，我带着我的团队驻扎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差不多二十多个人吧，去了新生儿科，癌症科，血液科，我们差不多其实跟了十多个主人公（我的病人），包括医生。从开拍到结束，大概有七到八个主人公都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后来重新开始思考……因为我每次做放映，有的观众看完会觉得特别压抑，但一开始我可能还会有一种很贱的想法，觉得他们看了我的片子哭了（很有成就感），基本上所有女生看了这个片子都会哭。

我觉得我们电影作品，它是需要悲剧的力量的，但是这么赤裸，这么直接地把人的生死呈现给观众，是不是太过于极端了。反正就从这一部片子开始，我觉得就是，纪录片我不再拍这种题材了，因为这部片子，我刚好触及到了纪录片一个特别大的命题，就是拍摄的伦理。很多时候我的主人公去世了，或者是我就举个例子，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的主人公，就是刚好，是真的，我写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十二点的时候就去世了，外面一个大窗户，所有的烟花全部起来，当时对我们打击特别大，但是我得把它记录下来。你看着一个人这么痛苦，但是你还得在外面拍。这个去世的奶奶被推走之后，那个护士当时对我们说了一句话：“这下你们满意了吧！”就是，这个事情，不光是他们，我们自己都会面临这种拷问。

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期间有一个婴儿，它本来可以治好的，它家里花不起钱给他治，医院没办法，这个婴儿就被放弃治疗了，放到那个ICU的角落里面。当时我拍这个婴儿，整个科室的人都反对，但是那个科室主任特别能理解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就让我拍了。我当时把机器架过去的时候，这么看着那个婴儿，我知道拔下呼吸机他马上就会去世，但是它现在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活着的……。然后，他突然嘴角动了一下，就嘴动了一下，那一下（我）就忍不住了，这个事情给我的触动也挺大的。所以这部片子拍了之后我是不愿意去医院里面拍摄了。我都是去寺庙，其实我不信佛，感觉，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压抑。

我对社会的思考，还有我自己真正在磨的剧本，还是一样的风格，一样的题材。只不过我现在是想，我能不能通过一种更升华的手段把这个东西给讲出来，因为在我心中，我觉得其实喜剧确实还是最高级别的形态，因为喜剧的前提是悲剧。我前两年已经拍过什么是真正的悲剧了。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其实像宁浩一样，宁浩的所有剧本讲的可能都是人的欲望和中产阶级的悲剧，我想稍微把这个东西往上提升一下。我是按照《乡村里的中国》来做这么一个《医院里的中国》的，看我能不能试着去讲一些中国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医院里面会有一些中国社会进程里面最直接的问题就体现在这些病人身上，比如尘肺啊，少女堕胎啊，农民工被打啊，一开始我们是想去拍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拍到最后，我们很幸运的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但后来我们发现很触动我们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生死，怎么对待生命。

我的一个主人公，一个香港老太太，当时是陪她丈夫来到长沙治病。她们是一对特别浪漫的夫妻，六十来岁，特别罗曼蒂克，这个阿姨有一个习惯是吹口琴，每次叔叔昏倒的时候，她怕他醒不来，就会吹口琴，吹那个“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最后这个叔叔去世了，在叔叔的灵位前，她也为叔叔吹口琴。最后她说了一句：其实人啊，就是“珍惜眼前人”。说得特别简单，但是，“珍惜眼前人”，这五个字真的是越长大越明白。我跟我的团队也是，到了北京，越明白生活以后，我会越怀念和这个团队当年肆无忌惮地一起拍摄的经历。

我现在是一个工匠，先要把手艺练好。比如这次拍摄《101次奔跑》，这个片子跟我之前拍的片子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必须得逼着自己去练习，我的每次历练都是为了我以后会有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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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九分钟电影拍摄《101次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