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莫言作品改编的影视剧

莫言


《红高粱》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先是以新式叙事手法为框架，试图拍摄一部打破传统主旋律模式的新式文艺剧情片，后此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德国影展，最后空前的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张艺谋曾说过，他在电影《红高粱》上的成功要感谢莫言提供给他一部好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艺谋也成就了莫言。

《红高粱》剧照

莫言谈红高粱：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红高粱》剧照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红高粱》剧照

谈巩俐：一开始印象一般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暖》

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并荣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导演霍建起在影片中修改了结尾，使得矛盾没有发展到极致，这正是他所欣赏的隐而不发的状态，“修改后，主要讲三个人的关系，井河与暖的心理活动。原著更加惨烈些，作为小说可以，但更多观众希望生活更美好。如果像小说那样极致，文学作品是恰当的，但作为电影反而失真了，会削弱力量。”但这样的修改似乎与莫言的风格相去甚远，关于这次改编，莫言依然坚持着他十多年《红高粱》改编时的原则：“我认为小说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就跟原著没多大关系了，电影是导演、演员们集体劳动的结晶，现在几乎有名的电影都有小说的基础，但小说只是给导演提供了思维的材料，也许小说中的某个情节、语言激发了导演的创作灵感。”

莫言于1981年开始创作，被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键三郎誉为：在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原始生命的讴歌与赞美充分表达出从人类的阴暗面去发现光明的一面，把从乡村生活中得到的对生命的丰富与大自然的感受通过小说描写出来，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而写作，因而他所感受的生活和他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

请曾执导《那山，那人，那狗》电影的导演霍建起将《白狗秋千架》搬上银幕，是要将本故事的精神就象叙事人的表白一样穿越出小说本身，飞到观众的眼前，感受到故事里的声音；故事里的气息；故事里的思想； 把一些沉重平凡却又博大而深邃的人类心灵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小说本身提供了很好的故事基础，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及道具：秋千架、小桥、茅草地、哑巴、瘸了一条腿却仍然追求幸福的女人；城市中的“我”与农村里的“暖”；一步步揭示了人性的善和恶，丑陋及美丽，让我们感到命运的无奈，却又不肯低头的抗争，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个性鲜明的作者，实力派的导演这一强强联手--必将使得这部作品赢取广泛的好评。

同时，在这些单纯的内容中又因为渗透深刻的人生感受，人生认知而显得血肉丰满，因其式样的特别而激起我们的注意。故事不止停留在索隐发微、纤毫毕露的写实层面，而是以对农村生活的深切感知为基础，由此生发出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富内涵的象征意象，使作品显得既厚实又空灵，以奔放不羁的想象力令人惊叹。

《幸福时光》

《幸福时光》是根据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愈来愈幽默》改编而成。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内心的感情戏，是导演张艺谋的首部贺岁作品，自然受到各方关注。片中老赵的幽默、盲女的纯真、徒弟小傅等人的善良，使影片充满着温情，也是该片最大的特色。该片在开拍时，“幸福少女选秀”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新一代“谋”女郎董洁也从这部电影开始为观众所熟悉。但是该片作为“贺岁片”并没有实现“贺岁片”的票房效果，观众对于影片所表现出的温情也持不同看法，并认为此片没有表现出张艺谋作品应有的深度，片中善良可爱的人们统统因为温情而变的温情，使影片最终陷入了道德伦理“因为善良，所以善良”自我循环状态。

《我们的荆轲》王斑饰演荆轲

话剧《我们的荆轲》由是莫言编剧，任鸣执导，青年女演员宋轶、王斑主演的北京人艺年度原创大戏，该话剧已在首都剧场首演成功。主演王斑详谈了自己对该剧每一幕的理解与表现，畅谈出演刺客荆轲的种种心得与感受。《我们的荆轲》是原创话剧，使得我能够更自由的，任凭创作的激情信马由缰。感谢莫言先生的剧本，为我们提供了创作想象的空间和理性认知的天地。感谢导演智慧的创意和快乐生产的理念。感谢舞美，灯光，服装，音响等各部门的完美演绎配合。当然还要感谢这些年轻的演员同仁们，有他们的支持，我才得以在舞台上全心投入地出演。这个戏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团结和创新的精神。就像张和平院长在建组会上勉励大家时所说的：我们要拒绝平庸